发展虚拟经济的效应分析
（一）发展虚拟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形成虚假繁荣，于是经济就像泡沫一样膨胀，最终结果是泡沫破裂，发生传递性强、破坏力大的金融危机。虚拟经济的过度增长，会导致财政风险，这是因为旧产业的衰退和新产业的不能及时形成会造成两种后果：一方面经济增长放慢或中断，会使财政收入锐减；另一方面是不能实现充分就业，陡然增加财政支出，扩大赤字，迫使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四是酿成政治动荡。虚拟经济过度增长客观上要求重新分配国民收入，而众多投机商的加盟，势必会加剧贫富两极分化，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并酿成政治动荡。
（二）发展虚拟经济对推动中国经济的积极作用
虚拟经济通过各种金融工具，可增加投资者的吸引力。近几年，中国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力扩张政府投资之后，民间投资并未跟进，投资需求不足主要表现为民间投资增速不断下滑；同时在降息等扩大内需的政策出台之后，不仅社会储蓄倾向并未减弱，贷款需求不足反而有增强的趋势，银行存贷差急剧增大。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措施是大力发展虚拟经济，将间接投资转化为直接投资，培育民间资本。主要是扩张股票市场，开始规模性地尝试发展证券投资基金，发展地方产权交易市场等。
中国经济曾出现过通货萎缩，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物价下跌，信用紧缩。其货币方面的原因在于货币化和虚拟经济的发展对货币的需求日益增大，货币供给量却由于信用的紧缩而偏小，结果人们货币支付能力不足，供给相对过剩，导致经济衰退。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发展虚拟经济，考虑活跃资本市场和短期融资市场发展的需要，加大货币供给量，将货币供给量的控制目标主要放在流动性最强的货币上，同时发展股市和债市，使之与增大货币供给量同步。
在发达的金融市场条件下，虚拟资本是趋利流动的，其虚拟资本的载体有价证券，特别是金融衍生工具，能够借助现代信息、通讯金融等条件，非常灵敏地由效率低的领域向效益高的领域运动，使有限资源发挥最大效益，实现这种“虚拟性”产权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间的转移，按效率最大化原则不断重新分配和组合，进一步实现了存量资本在实体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再优化配置，从总体上提高实体经济的运行效率。
经济全球化就是全球范围内经济的市场化、开放化，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发展虚拟经济，提高资本市场的吸引力，有利于我们获得更多的国内资本要素，支持现代化基础建设和高科技领域发展，有利于融资者在世界范围内选择成本最低的资本，选择利润最丰厚的项目，实现全球范围内各种资源的最佳投资组合。
对在中国适度发展虚拟经济的几点建议
1.要有正确的金融发展战略。金融适度发展是虚拟经济适度发展的先决条件，否则最终会产生泡沫经济，我们一方面要制定循序渐进、依托实物经济发展的金融发展战略，同时，结合本国国情，制定科学的调控措施，避免出台激进的金融改革政策；另一方面必须提高金融资产质量，减少经济增长中水分的“虚幻”性增长，减少引发金融风险的隐患。为此，一是实施制度创新，适度推动金融工具的发展和应用；二是进一步解决金融部门所有者缺位和内部个人控制问题，建立利益与风险、权利与责任相对称的现融资体制；三是在全社会进行信用观念宣传教育，形成良好的遵法守信环境；四是保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基本匹配，防止泡沫经济的形成。
2.要与产业结构调整相协调。发展虚拟经济应与产业结构调整相协调。一是在产业选择上以高新技术产业，高增长产业、有发展优势产业和经济支柱产业为对象，为其提供虚拟化支持；二是加快区域产业调整，为产业转换与区域性专业化分工提供转换空间和依托；三是产业调整、制度安排与产业政策制定必须符合国情，警惕和防范虚拟经济可能带来的危害与冲击。国家可以综合考虑利用税收、财政贴息、政府采购等政策，通过金融租赁公司，更有效地支持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稳定、持续发展。
3.建立信贷风险预警机制。一是加强企业贷款风险监测，加强贷款风险预警的责任，要建立健全贷款企业改制过程中经营管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制度以及时发现潜在风险。二是针对不同的风险类型，采取不同措施及时处理预警的风险，一般预警的贷款风险来自企业改制中贷款债权未落实带来的风险和企业生产经营中潜在风险带来的风险。对企业改制可能危及贷款安全的，应坚持债随资产走的原则；对因生产经营问题而预警的风险，应对企业生产运营情况、产品销售情况、企业发展前景进行及时分析和预测，对产品销路窄、经营状况愈下的企业，应及时采取催收的办法，若催收无效的，应盯紧企业的有效资产，然后通过法律的手段清收贷款。
4.大力开展金融租赁，调整融资结构。金融租赁将融资、融物、投资、贸易、租赁、促销、管理、财务等经营要素融为一体，承租人通过这一方式能从出租人那里获得百分之百的资金融资，承租人不必作一次性全部投资，便可获得设备的使用权。与贷款、债券等其他融资工具相比，承租人投资过程中先期资金的投入量大大减少，从而减轻了项目资金压力。此外，金融租赁还可以保证使资金使用在生产性设备上，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金结构。利用金融租赁还可以从资本市场上融资，中国金融租赁在资本市场所占的份额与国际水平相差甚远，要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大力发展金融租赁。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转贴于（）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
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
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三总结
关键词：次区域经济合作边界效应边界动力机制
次区域经济合作是不同国家两侧、地理相邻的一部分地区间跨国界和跨国境的经济合作，在地理范围上主要涉及国家边界两侧较小范围。所以，与普遍意义的经济合作相比，这种方式受国家边界效应的影响强烈。边界效应对经济合作的影响是一种动力机制，边境区相互合作的经济行为体构成了弱化边界屏蔽效应增强中介效应的动力机制，对合作动力机制的分析为我们深入研究次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一个更好的途径。
一、边界效应的双重性
边界是两个经济地域系统的分界线,是国家对外经济贸易政策的集中体现,国家间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以及边界两侧基础设施的不配套、海关规制的不同、语言、文化的差异,加之信息传输的障碍,使其限制了跨边界生产要素、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另一方面,它也是国家间经济交往的接触面,由边界所带来的经济合作的机会,使边界两侧区域经济交往具有天然优势。对此我们将边界效应概括为“屏蔽效应”和“中介效应”。
1.屏蔽效应。在著名经济学家埃文斯(Evans)的模型中，交易成本变量是屏蔽效应的主要原因,它可以单独解释46%的屏蔽效应。其中,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交易的频率是屏蔽效应下交易成本提高的主要原因。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威廉姆森认为,环境的不确定性来自于经济行为体是“有限理性的”,也就是说,经济行为体收集与决策有关的所有信息并做出理性选择是不可能的,而这主要是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善性。从边界屏蔽效应来看,跨边界信息的传递往往比一国内要困难的多,它阻碍了边界一侧经济行为体对另一侧信息的获得,比如,市场信息、合作方的资信水平等,增加了信息的不完善性和不对称性。此外,经济交往中主体的数量越多,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完全性就越严重,交易的障碍和交易成本就越高。涉及边界提高交易成本并引起其屏蔽效应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国家边界往往是不同语言、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的分隔线。
2.中介效应。边界的中介效应是指它具有彼此接触和交流的空间中介功能。它通常是两国间经济、社会、文化等交流的中介面,是两国间接触和交往最频繁的地带。(1)自然地理的连续性往往使得跨境而居的民族在语言、文字、文化习俗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其中有许多属同一族系,具有边界无法阻碍的血缘关系,这无疑可以大大降低双方经济合作的交易成本。(2)资源要素禀赋差异大、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的区域间相互联系的频率高,即区域间作用的强度随着区域间资源要素、经济发展水平的梯度增大而增强。(3)过境需求的增大为边界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空前活跃的要素流动,将促进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当然,过境需求主要来自于边界口岸的腹地区域,因此边界区腹地范围的大小、边境口岸与腹地经济联系的强度及其经济发展水平对边界口岸的过境需求的影响巨大。
二、边界效应的动力机制
边界效应的根本动力来自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它带来了国家间贸易的增长,使过境需求更加旺盛,同时,经济行为体在更大范围内拓展市场和寻求生产要素,使得边界更容易利用其两侧的梯度势能,在这一过程中,边界势必由经济“分隔线”向经济“接触带”演化,由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转化,从而促进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开展。而具体的动力机制主要来自于各参与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1.中央政府。一国的经济发展必须接受其他国家资源要素的空间扩散或者向其他国家拓展市场,使其经济发展战略从内向转向外向,从封闭转向开放,从进口依赖的保守型转向出口指向型,最后,除能使其自身资源得到更为有效利用外,还可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在边界效应转化过程中,各参与国家中央政府的作用一方面表现为通过中央政府间的协调,为边界效应转化提供一个有利于降低跨边界经济交往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比如关税、非关税壁垒的减小甚至取消、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等,都有利于降低边界的屏蔽效应。
2.地方政府。次区域经济合作参与方往往是一个国家的边缘区,地方政府一方面表现为加强相互协调,使彼此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相互配套,为跨边界经济交往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另一方面,相互联系,加强信息交流和组织建设,降低合作的交易成本。
3.企业。条件优越的成熟型企业往往不太热衷于国际化经营,而条件相对不太优越的成长型中小企业则急于寻找资源、扩大市场,因而更易于从事国际化经营。边境地区多以中小企业为主,开展跨边界经济交往可以扩大市场和要素获取范围,改善生存环境,是其国际化的有效途径。
次区域经济合作受边界影响强烈,边界效应分析框架可以为在理论上研究这样一种合作产生和发展的机制提供一个新的分析视角。通过分析可见,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关键是国家边界由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的转化,其动力来自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等经济行为体。
三、对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几点政策建议
1.在多边经济合作进展缓慢的情况下，加强次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双边合作地区,降低交易成本,推动该地区合作向深层次发展,待双边合作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多边合作的开展就具有了较好的合作基础。
2.培养边境区相同的文化、社会属性,使经济交往的社会规则就明确化,经济主体对潜在的经济交往利润的分割就有着较好的包容和预期,交易成本就有可能趋于最小化。
3.加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减少商品和人员通过边界口岸的费用的增加降低交易成本。
(一)尺度效应
在决定事物的性质中最重要的标准是事物规模，这一过程是对尺度效应的有效定义，它影响着事物之间运行的规律变化。增量财产权是为了增加其利润及财富，忽视自身的一些消费需求，因此其产量以及产能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成，并且此量累积到规定程度，则事物性质会开始发生变化，从而促进了尺度效应所产生的作用。同时尺度效应所产生的作用中最为明显的表现是规模效应。规模效应包括了多个方面，即生产、消费、产品等。随着我国大型企业越来越多，其生产规模也急剧加大，就生产规模而言，可将生产的效益提高，对成本进行降低，但如果生产的某一个环节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所产生的影响及后果不大规模的。同时也会导致消费以及产品的规模效应等出现放大效应的问题。因此经济法主体行为放大效应对人类的经济生活有着重大的影响。
(二)乘数效应
乘数的表现形式在于乘数原理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对于乘数在经济活动中的运用，其不同变量发生改变时会产生同一个连锁反应，同时某一个变量受到影响，其他的相关变量则会出现成倍的变化。而随着工业时代的来临，则出现了增量财产权，它的运行特征具有动态以及扩张性，并且在经济生活中表现出狂热的利润性质，增量财产权中的变量均受到影响，其变量出现成倍，具有连锁的反应，因此体现出经济生活作用中的乘数效应。独立的经济法主体行为对其他的经济法主体、社会成员的权限及其义务、社会以及国家的经济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从而形成放大效应。目前随着我国虚拟经济进一步的发展，资本出现了较强的流动性，且由于乘数效应的出现，导致了经济法主体行为额放大效应尤为明显。
(三)社会分工合作
随着增量财产权时代的来临。大部份企业生产产品目的均发生转变，由满足生产者生活需求消费转变为获取利益的目的。因此企业必须将各项生产的效益提升，对分工合作进行深入的实施。从微观的角度看，我国的中小大型企业将产品分成很多个环节进行生产，如某一个环节出现生产的问题，则会导致之前的工作完全报废，而后面的环节也无法继续操作，从而会整个生产的各个环节造成无效的后果。而站在宏观角度进行分析，其各个不同企业之间也具有紧密的关系，这种关系均体现出分工合作;而相同企业链之间的企业，其出现的牵一企业将整个企业的相关局势进行整顿。由此可见，社会化的分工进入深化阶段，其与之前的社会分工具有显著的差异。它促进了各个经济法主体行为之间，以企业为根本的关系更加紧密，且相互之间具有相辅相成的联系，不再是独立以及割裂的，同时任何的经济法主体行为都会不同程度的对其他一些经济主体造成一定的影响。这种社会分工合作是根据劳动力对其生产利益结合的方式，虽然将生产的效益不同程度的进行了提升，出现了累积效应。但同时造成了经济法主体行为不同程度的对其他一些经济主体的影响有所加大，导致出现的多种负面以及正面的影响程度均超过自身能力的控制范围，有时会出现以无数倍的能量向外界传播，因此导致放大效应的出现。同时由于我国科技信息以及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导致这种放大效应更加快速的展开。
二、经济法主体行为放大效应对经济法的影响主要在基础理论以及集体制度方面
(一)对经济法基础理论的影响
经济法主体行为放大效应不仅对经济法基础理论的形成具有影响，同时对其未来的发展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1．社会本位思想
经济法基础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社会本位思想，可将社会本位思想简单解释为社会的公共利益均受到法律的保护，经济法主体行为对它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随着现代工业的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人类对市场的各种环境均出现了相互依赖的现象，并且个人要借助并依赖他人的条件来对自身的经济行为进行仔细选择，同时他人对经济行为的选择也要依靠个人所作的选择。因此促进了不同的经济法主体之间的关系的变化，其利益之间的结合以及相互之间的影响力非常紧密，社会公共的利益均会受到单个经济法主体行为放大效应的影响。经济法主体行为放大效应的出现导致人类对自身利益顾及的同时还要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密切的重视。
2．企业的社会责任理论
传统的企业法理论中的企业其实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主体。将股东所得的利益实行最大化性质，是其最终目的。本着对股东负责人的态度，其实是因为股东是一个经济组织及实现利益的工具。但是随着现代工业市场化不断的发展，作为经济法中的主体，企业经济法行为中的放大效应急剧加大，企业中的个人行为影响着其他不同层次的社会人员。对于这种情况的出现，必须将企业坚持的行为以及对股东所得的利益进行整合。
(二)对经济法具体制度的影响
随时工业市场经济的发展，美国、法国、日本等多个发达工业的国家都相继制定了产品召回制度。经济法主体行为放大效应是对这一制度进行推动的主要因素。召回制度的建立可以有效的将一些有问题的产品及时的召回，以避免不必要的伤害出现。同时经济法主体行为放大效应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可通过召回制度进及时的阻断。而从有效的对社会的经济秩序以及人们的利益进行维护。
一、问题的提出
为防止军品和军民两用品(既可以民用，也可以军用)的出口危害本国安全，现代国家对这类产品的出口都会施行不同程度的管制，以尽量保证本国获取商业利益的同时，避免或降低国家安全利益被破坏的可能。
对于国家来说，此类出口管制的核心是平衡出口的经济利益与管制的安全利益。此外，作为对外政策的一部分，出口管制还受到国际结构、国家间政治关系(包括外交)、意识形态、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
在已有的相关出口管制研究中，对安全因素及政治、外交因素讨论比较多。而对经济因素的分析则比较少。而这较少的涉及经济因素或从经济角度讨论出口管制的研究又存在明显不足，因为它们试图综合考察经济与安全因素。将一个国家的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其结果只能是考察总体经济状况对国家总体出口管制政策的影响。按照这一逻辑，随着国家经济的变化。一个国家要么全盘加强出口管制，要么全盘放松出口管制，这显然不符合实际。因为一个国家总体经济状况没有显著变化，但是对同一产品(军事价值没有变化)的出口管制政策却可能发生变化。比如，近些年来美国放松了对华的核出口管制政策，允许美国企业投标为中国兴建核电站。从国家总体经济的角度这难以解释。因为此间美国总体经济情况并没有显著变化。当然，从安全的角度这也是难以解释的，近些年决定安全因素的军事价值与两国安全关系在中美核贸易上没有明显变化，期间美国国内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在此问题上作用不明显。
因此，本文拟从比较微观(具体)的层面对出口管制予以分析，以深化相关研究，对有些现象作出解释，以加深我们对出口管制的理解。
根据产品的特性，我们可以将受管制产品细分为两类：一类是初级产品，这类产品技术含量较低，如既可以用于制造核武器也可以用于建造核电站的铀矿：另一类是高技术产品，如武器特别是高精尖武器、航空航天产品、高性能计算机、新能源技术等等。从战后各供应国与相关国际机制的管制清单来看，出口管制主要涉及高技术产品，而这些产品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具有很强的规模经济效应。
二、高技术产品的规模经济效应与内在要求
所谓高技术产品的规模经济(EconomiesofScale)效应，是指随着高技术产品生产和经营规模的扩大而单位成本不断降低(单位收益不断递增)的特性。其原因至少有两点：首先，高技术产品生产具有极强的静态规模经济效应，即研究开发(R&D)与固定生产成本很大，进入门槛很高，而生产的产品数量越多，单个产品的成本越低。有研究表明，一般高科技企业用于研究与开发的费用占其产品销售额的比例达10％至30％，平均为其他产品的10至20倍，航空、航天这些战略性产业的研发成本比例甚至更高。据分析，研发成本占到航空航天产品总固定成本的2/3。一架现代商用喷气式飞机的研发成本一般为40亿至60亿美元(RichandR.Nelson,1982)，有的甚至更高，如空客A380的开发成本为100亿英镑。美国与英国、意大利、荷兰等国家正在联合研制的F-35联合打击战斗机的研发费用高达220亿美元(美国1997财政年度数字)(Bolkcom,2006)。其次，这些两用品生产具有很强的动态规模经济效应，即强的学习效应(1earningeffects)。例如，一架现代商用飞机包括上百万个零部件，涉及广泛的领域，如材料、推进、电子、水力、空气动力等等。这么多的零部件组装在一起，时间是非常关键的。即使有些零部件可以事先组合在一起，但大量的部件需要在仔细的协同工序中有序、正确地安装。航空产品生产得越多，生产者的生产速度就越快、生产成本就越低、生产质量就越高。
由于技术、资本的投入要求很高，市场风险性很大，这些产品生产与销售中，从来不存在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彭斯达，2000)。第一，高技术产业属于知识密集型产业，无形的知识、技术成为最主要的投入要素，而知识、技术受到保密和知识产权制度的严格保护，其他厂商难以获取，这就构成了极高的技术性市场进入壁垒，从而大大地限制了竞争，使厂商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市场控制力，这就导致高技术产品市场具有了不完全竞争性。第二，高技术产业往往具有高投入性。高技术产品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尤其是研究与开发投入，而这些投入属于沉淀成本。投入水平的差别将影响新产品进入市场的速度以及企业在竞争中能否战胜对手，较大的投入往往会将实力有限的企业排斥在竞争之外，从而产生不完全竞争性。第三，高技术产业往往具有高风险性。一般说来，企业的研究与开发能否成功，新产品是否能为消费者所接受，以及潜在的市场容量能否足以弥补前期所投入并获得盈利都具有极大的风险性，而只有那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才能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这些产品所在的产业(高技术产业)的国内市场往往由几个大公司形成寡头垄断或垄断竞争，甚至几乎垄断。在这种情况下，这类企业的市场供给量与该产业的市场供给量密切相关，有的甚至此类企业的市场供给量基本上就是该产业的市场供给量，企业的规模也即该产业的规模(赵英，2001)。
高技术产品生产的上述特性对企业的生产有重要意义。由于高技术产品的研发成本、固定成本非常大，如果企业只生产少量产品，那么产品的单价就非常高，其销售量也就很小甚至没有，这样企业就难以收回成本(销售总收入远低于成本，如图l所示的Q1点)，甚至难以维持生存。企业降低单价、扩大销售量的唯一途径就是扩大生产规模，以此降低单位成本，利用规模经济效应实现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如图1所示的Q2点)。企业的生产规模又取决于市场需求。市场需求越大，企业就越能充分利用规模经济效应，收回成本、获取高额利润；市场需求越小，企业就越难以实现规模经济效应，难以收回成本，甚至难以维持生存。
市场需求包括既有市场(开放市场)的需求和受管制市场的需求，而如前所述。国家对有些市场的出口进行管制，是为了照顾国家安全等其他方面的利益。当出口管制政策影响到企业与产业的生存时，政府往往会进行干预，因为高技术产业的生存对国家来说意义重大。
三、高技术产业的战略意义
高技术产业对于国家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一点，我们可以分别对高技术两用产业与高技术武器工业的意义进行说明。
从经济角度来说，高技术两用产业是国家经济实力、科学技术发展状况的体现，是经济工业化、信息化的载体，是经济现代化最为重要的标志。具体说，高技术两用产业对国家经济建设的作用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高技术两用产业本身会创造极高的经济增长。以信息产业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为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微软公司、英特尔公司的迅速崛起和硅谷的繁荣为表征的计算机产业的巨大发展，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40％以上。并且信息产业的投资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投资总额是其它产业投资的十几倍，造就和将继续造就一大批快速成长的企业，极大地促进美国经济发展和经济效率的增长，成为美国的第一大产业。其次，高技术两用产业可以改造传统产业，提升其产值和效率，推动产业链条的移动。利用高技术对传统产业产品所使用的材料进行更新，提高其技术含量，或者当某种自然资源趋于枯竭时，人们选择对自然资源更加集约的技术结构，降低单位能耗，这两种方式都使生产更加迂回，促进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产业链条缩短，使起始点向前移动(张思禄，2006)。
从国防角度来说，这些产业往往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二战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随着科技的突飞猛进，许多对军事至关重要的高技术，如计算机、半导体、电子、通信、先进材料和先进制造技术，已主要由民用市场所推动。军用技术和设备，民用技术和设备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在这种情况下，主要大国都在大力发展军民两用高技术，在诸如信息技术、电子、计算机等领域，积极开展民用领域技术向军用领域转移。以加快科技进步在军事领域的应用，降低获得前沿技术的成本，缩短武器装备的研制周期，增强国防科技工业的竞争力。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军队使用的很多高技术装备，如高技术通讯器材、计算机软件、防毒软件及卫星照片分析技术等，有相当一部分都来自硅谷(任海平，2004)。
不仅如此，随着国际军控形势的发展，某些国防工业的维持与发展离不开民用工业领域的支持。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社会核裁军和防止核武器扩散进程的推进，禁止生产核武器用裂变材料成为一种潮流。在此情形下，民用核电工业就成为维持武器用核材料的有效手段。此外，某些高技术两用产业还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价值。例如，在战后之初，航空工业是当时最为先进的产业(核武器代表着当时最先进的技术，但它不具有产业化的特点)，是国家地位特别是经济实力的标志之一。
毫无疑问，高技术常规武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正如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所言，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不同，国际社会缺乏中央政府，从而国际体系是自助(self-help)体系，各国特别是大国必须自己保护自己的安全。保护国家安全，从根本上说需要靠自身的实力，这包括人口、领土面积与地理环境、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国民素质等各种因素。在这些实力当中，最直接保护国家安全的是军事实力，而军事实力中武器装备的作用颇为关键，有时甚至是最重要的。因此，“许多政府把维持国防工业基础看作是国家安全必需的。在战争爆发或战争可能爆发的谈判中，一个拥有强大国防工业基础的国家能够威慑对手或者促使谈判成功”(基斯·哈特利、托德·桑德勒，2001)。可以说，武器工业(包括常规武器工业)，尤其是先进的、高技术武器工业是国家安全最重要的保障之一。
高技术常规武器产业对国家的经济建设也至关重要。世界各国的实践证明。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最先进的科技成果往往首先产生于军事领域，尔后再由军事领域向民用领域转移。推动民用产业的升级换代。现在美国最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最关键的技术系统。几乎都是在军事需求带动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二战结束后的50多年里，美国每隔10年左右就推出一个以军带民的大型科学技术发展计划，依靠这些计划，美国高新技术产业才相继涌现，并始终保持超前于世界其他国家一至两代的领先地位。我国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没有当时军工船舶制造业的投入，就不会有我国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三造船大国的地位；如果没有连续十几年在载人航天工程上180多亿元人民币的投入，就不会有现在高达1000亿元的产业拉动效应，也不会有为国际卫星市场发射几十颗卫星的丰厚商业回报(库桂生等，2006)。美国波音公司制造的客机377同温层巡航者(Boeing377Stratocruiser)是由B-29轰炸机发展而来，B-747是波音公司参加美国空军战略运输机计划落选后，利用其研究成果研制大型宽体民用飞机。特别是707飞机，曾经是民航的主力机型，是由美国军用飞机、加油机改造过来的，美国政府为加油机花了20亿美元，波音改造为707仅仅投入1600万美元，这就是军品和民品相互可以转化和借鉴(孙海鹰，2005)。
总之，正是由于高技术产业的这些重要意义。因此，对于已经拥有或准备拥有该产业的国家来说，会进行有效的政府干预以避免其萎缩乃至消亡。
四、规模经济效应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政策的影响
理论上说，在本国严格管制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情形下，为避免该产业的萎缩与消亡，该国政府有两种办法支持本国高技术企业，一是直接提供经济补贴，一是放松出口管制政策。
对于第一种政策来说，至少有两个明显的弱点。第一，政府的财力有限，这对高技术两用品产业和高技术常规武器工业都会有重要影响。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政府的财政支出是公共性支出，主要以服务于公共利益为目的，虽然高技术两用产业对国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跟国防等公共事业有一定联系，但它毕竟是市场中的产业，具有非公共性质，政府可以短期为某些产业提供经济支持甚至补贴，但难以长期这么做。与高技术两用品不同，武器的购买者是政府(军队)，而非市场中的实体。尽管如此，由于政府国防支出是有一定限度的，不可能保证每个军工企业或者保证每种武器的生产都出现上述情形，毕竟国防工业也是一种产业，而非核武器这样纯粹的公共国防事业。因此，当本国政府的采购难以保证国防企业的生存时，政府可能采取另一种办法，即放松对武器的出口管制政策，使企业充分发挥规模经济的效应，收回成本，获取利润，保证企业的长远发展。第二，对于市场中的企业来说，政府的直接补贴会带来一定代价，这一点可以英国三叉戟飞机的例子来说明。20世纪50年代，英国政府迫使霍克·西德利公司(HawkerSiddeley)生产一款载客量少(100人左右)、机身小的飞机，以满足英国欧洲航空公司中短途市场的要求。该公司对此原本持强烈反对的态度，因为它担心这种小飞机的海外市场需求量很少，从而难以盈利甚至收回成本，所以其原计划研制的中短途飞机载客量为200人左右，这样才能比较好的满足市场需求。但由于英国政府的强烈要求，特别是提供了大量直接和间接的资金支持，该公司答应了政府的要求，生产出这样一款小飞机，即三叉戟(Trident)。一年以后，美国波音公司也生产出针对中短途客运的B-727飞机。由于B-727比三叉戟大，载客量在200人上下，市场占有率迅速上升，成为市场中的主导产品。截至这两款飞机停产时，三叉戟飞机的销量为115架。而B-727飞机的销量则超过2000架，后者是前者的近20倍。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当初英国政府的干预，霍克·西德利公司研制的中短途客机销量将远不止115架。20个世纪70年代，该公司由于业绩惨淡，被收归国有，并入英国宇航公司(JeffreyAaronEngel,2001)。
因此，该国政府往往会采取第二种办法，即放松出口管制政策，以满足本国企业获取规模经济收益从而维持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当然，由于高技术产品出口涉及其他方面的国家利益，可能会以牺牲一定的其他利益(如安全利益)换取一定的经济利益，因此，对于该国来说，如果其他方面的利益是巨大的，例如向军事敌国出口这些战略产品(如卫星)，那么该国仍可能放弃这一出口。但是，如果出口带来的其他方面利益的损失弱于上述高技术产业萎缩乃至消亡的损失，那么国家就可能放松出口管制政策。
我们可以用图2大致描述上述情形。
图2表明了高技术产品(如战斗机)出口的规模经济动因。图2，AC表示某高技术产品平均成本曲线，D4表示对某高技术产品安全无弹性的国内需求曲线，f1表示国内的购买数量，f2表示国内购买数量加上海外市场采购数量，Pn表示产量为f1时某高技术产品生产的成本单价，P1表示国内市场可以接受的价格(假定这也是向海外销售的市场价格)，P2表示产量为f2时某高技术产品生产的成本单价。如果政府实行最严厉的出口管制政策，即禁止该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那么该高技术产品生产厂商获得收益为(P1·f1)，而其投入的成本则为(P0·f1)，将严重亏损，亏损额为(P0-P1)·f1；如果政府实行宽松的出口管制政策，允许出口一部分某高技术产品，使销售总量(生产总量)达到f2，则该高技术产品厂商获得的收益为(P1·f2)，其成本为P2·f2，该生产厂商将获取丰厚的纯利润，即(P1-P2)·f2，此时国内销售价格保持不变。
五、结语
实时提供获利短线黑马信息，暴涨股票每日免费提供3只涨停股票。
由于事实上采取了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近年来随着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双顺差”的持续增长，为保证人民币汇率稳定，中国的外汇储备不断攀升，业已超过3000多亿美元；与此同时，自2002年2月起美元对欧元和其它主要工业国家货币持续贬值，人民币相对其它货币也在相应贬值。这一现象已引起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国内外有关人民币具体低估幅度的看法较多，其中以美国高盛公司经济学家胡祖六的估计值最大，约为15%.近来，国外不少经济学者及政策制定者纷纷提出中国应对人民币重新估值，某些日本学者和政府官员甚至指责人民币弱势是向世界，尤其是向日本输出通货紧缩。因此，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政治角度，人民币均面临前所未有的升值压力。
在进出口贸易总额同GDP之比已达50%的今天，人民币升值肯定会对中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到底有多大？持续的时间会有多长？目前已发表的文献尚无法就这些问题得出量化的回答。本文通过应用China_QEM模型就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进行模拟，得出了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数量结论。
汇率的变动将首先影响到中国的国际收支，之后通过对经济总量及价格的影响波及宏观经济的其它变量。在事实上采用固定汇率制、对资本项目实施严格管制并且利息率市场化程度还很低的情况下，汇率变动将不会对短期资本流动产生大的影响。另外，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尚在起步阶段，数额相对较少，因而基本上可假定，国际收支表中的金融项目是由外商来华直接投资所决定的。同时，由于数据来源的限制，在经常项目下，China_QEM模型也只考虑了商品进出口，未包括服务进出口等其它项目。因而，在引用本文所列China_QEM模型拟合结果时须加以注意。
在确定基准方案的基础上，我们利用ChinaQEM模型对汇率的三种调整方式进行了模拟，结果如下。
模拟方案一人民币一次性中幅升值的效应分析
本方案假定，2004年第一季度人民币升值5%，之后汇率保持在新水平。
人民币升值，将首先影响到进出口价格、进出口额以及人民币实际汇率和外商直接投资。与基准方案相比，升值后人民币进口价格将下降5%.
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受人民币进口价格指数下滑的影响，自第二季度开始明显低于基准方案，在持续低于基准方案约5年之后方趋于平稳。届时，与基准方案相比，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约下降1.5%.
消费者价格指数受人民币进口价格指数的影响较小，但受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影响较大，它与基准方案的偏离略晚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自2004年第三季度才开始低于基准方案，但偏离时间长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下降幅度也大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8年之后与基准方案相比，消费者价格指数间的差距仍在扩大，与基准方案相比降幅接近2%.以消费者价格指数计算的通货膨胀率在最初两个季度几乎与基准方案相同，但第3个季度起开始低于基准方案约0.25个百分点，之后降幅渐渐回落，两年后虽仍低于基准方案，但已可基本忽略不计。
受工业品出厂价格和进口价格下跌的双重影响，人民币出口价格指数与基准方案相比，2004年第一季度将下降2.83%，自第二季度起下降幅度将有所减缓，至第三季度下降幅度达到最小，之后下降幅度将渐渐回升，在约8个季度后下降幅度稳定至3.3%左右。
尽管人民币出口价格指数呈下降态势，但由于人民币升值，美元出口价格指数仍呈上升态势，因而导致出口相对价格大幅上扬。2004年第一季度出口相对价格比基准方案上升2.29%，2004年第二季度上升2.47%，2004年第三季度上升幅度最高，达到2.56%.之后上升幅度逐渐下降，在人民币升值约8个季度后趋于稳定。届时，与基准方案相比，升幅约在1.8%左右。
尽管人民币进口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均呈下降态势，但进口相对价格仍大幅下跌。2004年第一季度，由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尚无变化，进口相对价格下跌幅度与人民币进口价格指数的下跌幅度相同，为5%.之后，随着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下降，进口相对价格下降的幅度有所减缓，至5年后降幅稳定在约3.6%左右。
人民币升值后，受进出口相对价格以及国内产出水平下降的影响，进出口额呈现下降态势，但由于J曲线效应，以人民币计价的出口额下降幅度在最初的5个季度内要小于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口的下降幅度。之后出口下降幅度超过进口下降幅度，约在5年后两者下降幅度之差稳定在0.35个百分点左右。与此相对应，以美元计价的进出口额自人民币升值后却一直呈上升趋势。与基准方案相比，除第一季度出口增幅略小于进口增幅外，出口增幅在第2个至第6个季度均高于进口增幅，之后进口增幅开始高于出口增幅，约在4年后进出口增幅之差稳定至0.35个百分点左右。
相对于价格指数的下跌幅度而言，人民币升值对现价总消费的影响很小，仅使现价总消费下降不到0.7%；同时受消费者价格指数下滑的影响，不变价总消费却在短暂下降后一直呈上升趋势，8年之后与基准方案相比上升约1.2%.
名义固定资产投资在人民币升值后虽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极为有限。在汇率调整4年后下降幅度稳定在0.4%左右。
人民币升值，在最初的约6个季度内对名义政府消费基本无影响。此后政府消费与基准方案相比开始有所下降，至6年后降幅稳定在0.5%左右。
综合上述各因素的作用，与基准方案相比，名义GDP在人民币升值后下降较快，但在连续下降约10个季度之后降幅趋于平稳，约为0.6%左右。各价格指数虽均呈下降趋势，但各自下降开始的时间与速度有较大差别，因而GDP减缩指数在人民币升值最初的约8个季度内与基准方案相比却出现一定幅度的上升。其升幅在第2个季度达到最大，为基准方案的1.15%，之后升幅开始减小，约在3年之后较基准方案有所下降。在人民币升值8年之后较基准方案约下降0.7%左右。在上述两项因素的作用下，实际GDP同比增长率仅在人民币升值的前4个季度内低于基准方案，其中第一季度低1.29个百分点，第二季度低1.41个百分点，第三季度低1.32个百分点，第四季度低0.96个百分点。但在第2年的前3个季度，实际GDP同比增长率却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较基准方案反而高出0.4至0.6个百分点。之后，虽仍高于基准方案，但超出的幅度却只在0.2个百分点上下波动。
由于中国利率市场化程度较低，证券市场规模还很有限，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还基本限于商业银行贷款，居民储蓄的主要形式也还是把钱放入银行（与存款利息率的高低基本无关）。鉴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已基本属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资本使用者成本（由通货膨胀率、折旧率、利息率以及税率共同决定）已成为决定企业投资的主要因素，货币供应量的多少主要取决于货币需求，而在利息率不变的情况下，货币需求基本取决于经济增长和相应的物价水平。因此从模拟结果看，货币供应量Ml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很小，8年后相对于基准方案也只下降了不足0.5%，但由于人民币升值对消费的影响，准货币的供应量（M2-Mi）相对于基准方案却在8年后下降了1.5%.不过总的来看，正如以消费者价格指数计算的通货膨胀率所显示的那样，通货收缩的压力仅表现在最初两年，之后对货币供应量基本不再有大的影响。
模拟方案二人民币一次性较大幅度升值的效应分析
本方案假定，2004年第一季度人民币升值10%，之后汇率保持在新水平。
升值后人民币进口价格较基准方案下降10%.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在前两个季度几乎与基准方案相同，但自第三季度开始出现明显下滑，到8年后与基准方案相比降幅达3%以上。消费者价格指数基本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同时下降，但与基准方案相比，其降幅高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8年后与基准方案相比降幅已接近4%.以消费者价格指数计算的通货膨胀率在最初两个季度几乎与基准方案相同，但第三季度起开始低于基准方案约0.5个百分点，之后降幅渐渐回落，与方案一相似，两年后虽仍低于基准方案，但已可基本忽略不计。与此同时，人民币出口价格指数在人民币升值后即开始低于基准方案，虽第2、3个季度下降幅度有所减缓，但之后降幅逐渐加大，约在8个季度后降幅稳定在6.7%左右。
与方案一相似，进口相对价格最初较基准方案下降达10%，之后随着工业品出厂价格的下降，进口相对价格降幅缓慢回升，8年后回落至7%左右。出口相对价格最初上升较快，前5个季度均在5%以上，但自第3个季度起升幅开始下降，约在8个季度后稳定在3.7%左右。由于J曲线效应，人民币升值后，在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出口额与基准方案相比均呈下降趋势的同时，出口额的降幅在最初5个季度内小于进口额的降幅。之后，出口额降幅将大于进口额的降幅，约在5年之后两者下降幅度之差稳定至0.7个百分点左右。以美元计价的进出口额在人民币升值后均呈现大幅上升的趋势，同时，与基准方案相比，只有第2到第5个季度的出口额升幅高于进口额升幅，自第6个季度起进口额升幅开始超过出口额升幅，并在约4年后两者之差稳定在0.7个百分点左右。
与基准方案相比，人民币升值10%，对现价总消费的影响从最初的些许影响到两年后稳定在低于基准方案1.3%左右，而不变价总消费只在第2、3个季度出现短暂下降，之后则一直呈上升趋势，8年后与基准方案相比上升约2.5%左右。
名义固定资产投资与基准方案相比下降幅度很小，在汇率调整4年后下降幅度稳定在0.8%左右。
人民币升值后的最初5个季度内，名义政府消费基本与基准方案一致，此后政府消费开始下降，但降幅在6年后将只有1%左右。
与方案一类似，名义GDP在人民币升值后呈下降的态势，但在10个季度之后将稳定在略高于1%.GDP缩减指数在最初约8个季度内较基准方案出现一定幅度的上升，升幅在第2个季度最大，达2.27%，随后开始缩小，并于3年之后开始低于基准方案，8年后将较基准方案下降1.2%左右。实际GDP同比增长率仅在幅度上与方案一有所差别，其趋势基本相同，也是先降后升，最后稳定在高于基准方案0.4个百分点左右。
与方案一类似，货币供应量Ml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不大，8年后相对基准方案也只下降0.9%左右。准货币的供应量（M2-M1）在8年后相对基准方案下降了约3%.通货紧缩的压力只体现在最初两年。
模拟方案三人民币小幅渐进式升值的效应分析
本方案假定，人民币自2004年第一季度起每季度升值1%，连续升值5个季度，之后保持不变。
相对于一次性大幅调整，如进行持续的小幅调整但最终调整的幅度相同，则由于误差修正机制的存在，系统调整的过程将大大缩短，对宏观经济的冲击要小一些。以价格的变化为例，无论消费者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还是人民币进出口价格指数，与方案一相比，相对于基准方案，它的下跌幅度均会有所减少。相对于一次性大幅升值，人民币小幅渐进式调高币值的做法，对进出口的影响在前两年明显减弱，但对更长期的影响基本与一次性大幅调整接近。同样的情形可见于其它名义类变量，如名义GDP、名义总消费及名义固定资产投资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不变价总消费在第一年较方案一有所上升，而在第二年和第三年明显低于方案一，同时在长期也要略低于方案一。相比之下，实际GDP同比增长率第一年要高于方案一，而第二年低于方案一，但随后却基本与方案一相同。
尽管从长期看，方案三与方案一中以消费者价格指数计算的通货膨胀率基本相同，但在前6个季度，方案三却高于方案一或与方案一持平，表明人民币的渐进式升值所产生的通货收缩压力要明显小于瞬间调高人民币币值的做法。同时从长期看，无论以M1或M2-M1所表示的货币供应量均高于方案广。
结论及政策建议
综合上述，采用China_QEM模型对人民币升值进行政策模拟的结果与经济学理论基本相符，如汇率调整之后所出现的J曲线效应、人民币升值所引致的通货收缩压力等。
模拟结果显示，当汇率调整为一次性冲击时，因人民币升值而引致的J曲线效应对经常项目的改善只表现在前5个季度，其后经常项目顺差将呈减少趋势。而当对汇率进行渐进式调整时，J曲线效应却几乎不存在（只在第1个季度出现，且幅度很小）。
渐进式调整虽然在长期与瞬间调整的影响类似，但在短期对价格的冲击要小得多。考虑到中国目前仍未摆脱通货紧缩的现实，渐进式调整较为可取。当然采取这一政策的前提是仍保持目前对资本项目的严格管制，严禁外汇黑市交易。否则，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影响下可能将使渐进式调整的努力失效，而演变为事实上的瞬间调整，甚至高于所需调整幅度的调整。
1.有效调控进口，维护市场秩序
随着关税水平的不断降低，反倾销调控进口的作用日益加强。反倾销不仅能通过征收反倾销税来直接调控进口，而且能够通过直接调控的扩散效应，对国外出口商施加影响。反倾销能够对国外的倾销行为产生威慑效果。一旦国外出口商意识到其倾销必将或很可能受到制裁，那么他们从长远利益出发，就会主动规范其出口秩序。因此，反倾销具有调控进口、维护市场秩序的作用。
2.保护相关产业，维护社会稳定
倾销会对进口国的产业造成实质性的损害，造成企业减产，失业率上升。反倾销措施的实施，有效遏制了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倾销行为，扩大了企业的产量，增加了就业。另外，遭受倾销冲击的往往是一个国家的支柱产业，如果这些产业受倾销冲击而垮掉，必将阻碍该国产业结构的调整，造成大量的失业，威胁该国的经济安全。因此，反倾销对增加就业，维护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3.改善出口环境，促进外商投资
以中国为例，近十年来，中国面临相当严峻的出口贸易环境。为了有效遏制国外对华滥用反倾销的势头，尤其是遏制歧视性的反倾销的做法，开展进口反倾销调查可以起到有效的威慑作用，减少国外对华反倾销的滥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出口贸易环境。此外，反倾销能限制国外对华出口，那些急于打开中国市场的国外公司可能会由“贸易进入”转为“投资进入”，即反倾销能促进外商投资。
4.有利于下游产业的长远利益
上游产业和下游产业是一条供应链上相互作用的环节。通常，国外在上游产业搞倾销，目的就是要整垮进口国的上游产业。虽然在倾销阶段，进口国下游产业可能会暂时得到一定实惠，但如果进口国的上游产业因倾销的冲击而垮掉，国外的出口商又会依靠垄断而卖高价，把它当初低价销售的损失加倍地补回来。因此，虽然短期内反倾销使下游企业原料采购成本上涨，但从长远看，反倾销有利于下游产业的利益。
二、反倾销对进口国的负面影响
1.损害了国内消费者的利益，减少了社会福利
进口国对某一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实际上是损害了国内消费者的利益，因为消费者要付更高的价格购买征税产品，使国内消费者失去了从低价进口中可以得到的好处，消费者剩余减少。从短期来看，反倾销是以牺牲国内其他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保护特定的商品生产者。按照自由贸易增加世界总福利的理论，整个国家的整体福利水平比征税前下降了，产生了净福利损失。
2.以倾销产品作为原料或中间产品的产业发展受阻
某一特定产业的发展既会受到政府对其销售产品征税的影响，也会受到对它的中间品或原料投入征收关税的影响。反倾销的结果使进口国被征收反倾销税的产品的进口量减少，从而国内同类产业或相似产业会因此而获得发展的空间。由于反倾销税的直接承担者是进口商，使进口成本提高，并因此而使那些以这些进口产品为中间投入品的进口国生产企业的成本增加，使其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受到限制。3.限制了进口国出口贸易的发展
反倾销对进口国的出口贸易也会带来危害。根据WTO的规定，各成员国可以正确、合理地采用反倾销措施来抵制外国商品的低价倾销。因此，反倾销已经成为应对不公平竞争合理、有效的手段；对于滥用反倾销措施，各成员国拥有回击的权利，可以采用反倾销措施来抵制外国商品的倾销。因此，由于他国对反倾销的反感和报复，进口国的出口贸易也可能会更多地受到反倾销指控，使其出口贸易的发展受到限制。
三、反倾销对出口国的经济效应
1.降低出口国的出口规模
反倾销会严重阻碍该产品在进口国市场的销售，市场被迫缩小，甚至完全退出市场，对出口国的产品出口起到限制作用。结果也可能是进口税率上升，商品的成本提高，难以销售。反倾销会令进口商徘徊观望，或从他国进口。为了避免经营风险，进口商多将其贸易转移到第三国。另外，反倾销可能会使出口方不但失去一国的市场，而且可能会引起连锁反应。因为同一种产品遭受反倾销后，另一国也可能采取同样的行动。
2.冲击了市场
出口商品被征收反倾销税后，在暂时来不及转移市场或转移市场无望的情况下，势必要返销国内市场，导致出口商品的非正常回流，冲击国内市场。在返销品的价格与国内市场同类商品的价格相当的情况下，出口商品势必会因其较好的质量和新颖的款式而使其销量高于内销产品。这必然会冲击国内市场上的同类商品或替代品，造成相关企业产品积压，库存加大，甚至迫使一些企业停产。
3.减少了社会净福利
反倾销减少了出口国的净福利，因为反倾销会给出口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带来重大的经济损失，或是因为败诉而退出市场，或是因为耗费了大量的时间、财力和精力才赢得了胜诉。巨额的反倾销税往往不仅使出口商损失惨重，而且可能会导致企业倒闭，大量的工人失业。反倾销缩小了出口国企业的能力，降低了经济实力，减少了就业机会，从而减少了社会财富总量，也就降低了社会净福利。
4.阻碍了出口国对外资利用的发展
反倾销会使跨国公司对出口国投资造成不良影响。仍以中国为例，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额在中国出口总额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且处于上升趋势。反倾销的结果会使得这些企业逐渐减少或丧失其海外的市场份额，势必危及外商投资者的利益，影响其投资的信心。这对中国投资环境的改善和利用外资的扩大都会产生不良的影响，甚至可能造成外国投资者撤资，进而影响出口国经济的利益。
参考文献：
[1]王林生等:反倾销热点剖析.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
[2]尤宏兵等:中国应对倾销与反倾销.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
[摘要]反倾销是一把双刃剑，对各方的影响是错综复杂的。对进口国，反倾销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也有一些负面效果；而对于出口国，影响则主要是负面的。
[关键词]证券税制；经济效应；资本弱化
税收制度是国家调控证券市场的一种重要的经济杠杆和手段，合理完善的税制体系对于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建设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各国对此都非常重视。从世界各国证券市场的税收实践看，证券税制建设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按照证券市场本身运行的环节和规律，规范设置税种，合理确定税率，保障证券市场的有序、稳健、规范运行。本文从分析证券课税的经济效应入手，结合我国证券市场以及税收制度本身的特点，提出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税收制度的一些初步设想。
一、证券市场课税的经济效应分析
证券市场的课税一般从以下四个环节入手：（1）证券发行环节；（2）证券交易环节；（3）证券所得环节；（4）证券财产转移环节。根据各个环节的不同特点，国际上成熟的证券市场课税一般包括印花税、证券交易税、证券所得税（有的国家将证券交易所得和证券投资所得分开征税）以及证券遗赠税。但是，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税种名称可能不一致，例如，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称为“证券交易税”，意大利等国称之为“证券转移税”，而瑞典则称之“周转税”等。
（一）印花税
印花税是对经济活动和经济交往中书立、领受各种凭证所课征的一种税。有价证券作为一种法定权益证书（无纸化交易只是改变了“证书”的形式，并没有改变其本质），理应同其他应税凭证一样课征印花税。同时，由于印花税具有征税范围广、征收成本低等特点，对国家聚集财政收入具有积极作用，但其对证券市场的调节作用却相对较小。
（二）证券交易税
证券交易税是对有价证券的交易行为，按买卖成交额所课征的一种流转税。据美国库伯斯。里伯兰德国家税收网提供的95个国家的税收情况看，开征证券交易税的国家和地区有27个。证券交易税的经济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影响证券市场规模的“收入效应”
在其他因素一定的条件下，证券交易税税负的高低通过增加或降低证券交易成本（由证券公司收取的手续费和由证券公司代征的证券交易税组成），引起投资者收益的变化，进而影响证券市场的规模，达到收缩或扩张证券市场的目的。
2.调节证券市场结构的“替代效应”
在课征证券交易税时，政府如果采用差别性的税收政策，则能够调节证券市场结构。实现市场上不同品种的有价证券之间的替代。从一般意义上说，股票交易的投机性大，收益也大；债券交易的投机性小，收益也少。如果政府对股票征税高于债券，那么投资者在利益的驱动下，就会将一部分资金转入税额相对较小的债券市场，实现债券对股票的替代，减少了股票市场的投机性，增加债券市场的流动性，使两类证券市场平衡发展。
（三）证券所得税
1.所得来源分析
证券所得作为资本利得的一种，其收入的形成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1）资产内部因素发生变化而决定的资产收益及价格的变化。证券市场收益的基础是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股票理论价格等于每股税后收益乘以平均市盈率。在投资者广泛认同的平均股票市盈率为20倍左右的情况下，因企业资产内部因素发生变化而使每股税后收益增加，则股票的理论价格增加，增加的部分就形成了证券所得。（2）由市场条件发生变化而决定的资产收益及价格的变化。这里的市场条件主要指市场利率水平变化对资产价格以及资产收益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市场利率下调，则会导致有价债券价格的上涨。（3）由投资者行为发生变化所决定的资产收益及价格的变化。在证券市场上，投机现象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证券投资者通过在证券市场上的高抛低吸获得“超额资本利得”。由于证券市场上收入的确定不同于商品市场，其收入的确定按实际成交额为标准，账面上反映出来的资产增值仅看成潜在的“虚拟收入”。当证券发行者以利息、股息与红利的形式将这部分资产收益派发投资者时，才能确定投资所得；只有投资者在二级市场上卖出手中持有的证券时，才能通过证券买卖的价差实现证券交易所得。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证券投资所得来源于第一种收入，而证券交易所得来源于三种收入的综合。
2.证券交易所得课税的经济效应
对证券交易所得课税的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投资锁定效应”
对证券交易所得征税，投资者为了达到避税的目的，可能会选择持有股票、债券，而不是发售，这就把投资者锁定在现有的投资组合中，导致“投资锁定”效应的发生。从而在客观上干扰了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转，使得证券市场的运行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市场自身的规律而不得不服从于投资者的避税目的。
（2）影响证券市场的“收入效应”
证券交易所得“收入效应”的发挥与政府是否允许投资者用投资亏损抵销其投资收益紧密联系。首先，在亏损不能抵销收益时，证券交易所得税就会因减少投资收益而降低人们对证券的需求，使证券市场的规模收缩。然后，如果证券交易所得税有亏损抵销规定，则情况会与上面大不相同。这样，证券交易所得税就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它降低了收益率，从而抑制了人们的需求；另一方面，它又降低了风险程度，从而刺激了人们的需求。其共同作用的最终影响将取决于二者力量的对比，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3）影响证券持有期的“替代效应”
若对证券持有期的长短不同的所得课以不同的税负，对持有期较长者课以较低的税，而对持有期短者课以较高的税，则能改变投资者的持股时间的长短，减少投机行为，鼓励长期投资。
3.证券投资所得课税的经济效应
对证券投资所得课税是指对公司和个人取得的股息、利息和红利的征税，它直接牵涉到股份公司的收益分配政策、股利征税与个人所得税的连接、公司所得税与股利分配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对股息、红利的征税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对个人股利所得的征税；二是对公司股利所得的征税。其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对企业筹资方式的“替代效应”
从企业的筹资方式来看，一般有发行股票、债券、贷款等方式，依据国际间的一般做法，在计算企业应税所得时，贷款的利息支出是允许扣除的，而作为股息、红利的分配利润是不能扣除的，因而产生了“资本弱化”效应，而对股利课税加深了该效应的发生，使公司愿以举债方式筹措资本，不利于股份制经济的发展。
（2）对个人投资方向的“替代效应”
从个人投资者方面，由于不同性质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不同，导致其税后利润的差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人投资者股票投资方向的选择。
另外，对投资所得的课税还存在着双重征税的问题。
4.投资所得和交易所得的替代分析
一般而言，当投资所得税与交易所得税之间存在显著的税收差异时，就会出现投资所得和交易所得之间的替代关系，当投资所得税高于交易所得税时，投资者倾向于从资本市场取得股利以达到逃避税负的目的。但根据“在手之鸟”理论，投资者对风险有天生的反感，并且认为风险将随着时间延长而增加，因而在他们心目中，认为通过保留盈余再投资而获得的资本利得的不确定性要高于股利支付的不确定性。实际能拿到手的股利，同增加留存收益后再投资得到的未来收益相比，后者的风险性大得多。所以，投资者宁愿目前收到较少的股利，也不愿等到将来在收回不确定的较大的股利或获得较高的股利出售价格。因此在两种相互矛盾的效应的作用下，两种所得的税负差距并不会产生太大的作用。
（四）证券遗赠税
随着经济的发展，财富的证券化现象会愈加显著。证券作为一种信用凭证，代表一定的财产。其发生转移时，承受者便会轻松地获得巨额财富。而且，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种财富具有“不劳而获”的性质，如果不征税，听任富有者把财富传给后代，这不仅会造成新的分配不公，而且会形成寄生阶层，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因此，应对证券财产遗赠征税，作为所得税的补充，用以解决社会财富分配不公问题，缓解贫富悬殊的矛盾，实现社会伦理公平。
二、我国证券税制的基本构想
（一）我国证券市场税制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税制的税基涉及证券交易额和证券投资所得，分别列于证券交易印花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之中。由此可以看出，我国证券市场的税制体系主要以流转税为主，虽然流转税在某种程度上能替代其他税种发挥作用，但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无法实现证券市场的一些调控目标。因此，完善证券市场税制，设立独立的证券税制子系统已经势在必行。特别是二级市场呼之欲出，二级市场的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更需要完善的税制体系与之适应。
（二）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税制的具体设想
一个完善的证券税制体系表现在其税种与税率设置是否充分体现公平与效率的原则，是否充分平衡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关系，是否充分考虑到税收征管的方便性，是否有利于调节市场交易行为。为此，笔者提出下列设想：
1.改革证券交易印花税，开征证券交易税，完善证券流转税体系
随着股份制改革的深入，为充分发挥证券交易成本对调节资金流向的作用，更好地与国际证券税接轨，我国有必要开征证券交易税。但在我国现行的税制下，印花税在一定程度上覆盖了证券交易税的税基，因此在开征之前，应先改革现有印花税，恢复其本来面目，将印花税的征收环节移到发行环节，调节一级市场的发行价格，以改变现在对一级市场征税的真空状态。在证券交易税的设计中，有几个问题需要明确：首先是税率的确定，其次是征税对象的确定。
从对证券交易税的经济效应分析中我们看到，证券交易税对证券市场的发展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因此，世界各国在证券市场发展的初期，都采用低税率或阶段性暂停征收等办法鼓励市场的发展。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看，自1990年12月19日上海交易所正式成立算起，至今仅有不到10年的时间。到1999年年底，我国两市上市股票为947家。上市股票的总市值仅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36%.与美、英、日证券市场比较发达的国家相比，这一比重是非常低的。特别是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总股本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不能流通的国家股和法人股，若将这部分公股扣除掉，我国证券市场的数量就更显不足了。因此，我国证券交易税的税率应采用低税率以鼓励证券市场的发展。但同时也应当看到，我国证券市场投机现象严重，我国股票市场流通市价总值仅相当于美国、日本的1%～2%，但成交量却相当于美日的三分之一左右；与香港相比，我国股票市场的流通市值仅相当于香港的一半，但成交量却是香港的几倍。另一方面，我国股票市场的年换手率大大高于西方国家成熟市场的年换手率，这时的我国规模并不大的证券市场在行情高峰时的成交量可以与西方大证券市场相提并论。投机现象严重又要求证券交易税发挥其调节作用不能太低。因此，笔者认为我国证券交易税的税率应保持在与当前证券交易印花税相当的水平上。
另外，证券交易税还可以采用差别税率，对股票采用高税率，对债券采用低税率，以抑制股票投机，活跃债券市场。而对不同的交易主体应采用统一税率，充分显示不同交易主体的平等地位，在征税对象的确定上，考虑到证券交易税虽为流转税，但其相对较难转嫁，而卖方较买方的纳税能力强，也便于管理，因此可采取只对出售方征税，增加卖出成本，有利于限制证券卖出，延长持有期和促进长期投资，抑制投机。
2.加强对证券交易所得和证券投资所得的课税，完善证券所得税体系
对于证券交易所得而言，由于其“投资锁定效应”和“收入效应”的负面影响，对证券市场规模的扩张存在一定的阻碍作用。因此，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情况来看，证券市场成熟的发达国家开征此税的居多，如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加拿大等等，且税率也相对较低；而一些证券市场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开征此税的相对较少。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因存在证券市场刚刚起步、发育还不成熟、税收征管手段落后、现金大量的体外循环等问题，还不宜开征。但是，从长远来看，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是大势所趋。它对于完善证券市场税制体系，缓解社会分配不公，减弱证券市场中的“马太效应”，增加财政收入等均具有重要意义。
设计我国的证券交易所得税必须考虑以下几个问题：（1）税负从轻原则。基于对风险投资进行鼓励和扶持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考虑，证券交易所得税应实行低税率。（2）鼓励长期投资的原则。由于证券交易所得是一种风险较大的投资所得，相对于短期资本利得而言，长期资本的风险更大，为了鼓励人们进行长期投资，根据“替代效应”，可以对长期投资利得给予一些优惠措施。（3）亏损抵销原则。由于其“收入效应”与亏损是否抵销紧密相关，为了扩大我国证券市场的规模，扶持证券市场的发展，应在计税依据的确定上，允许投资者用其收益弥补亏损，以降低证券投资的风险程度，增强证券投资的吸引力。（4）递延纳税原则。为了消除“投资锁定”效应的影响，保持证券市场的正常发展，可根据资本投资所得形成的长期性特点，采用递延纳税制度。（4）证券交易所得指数化原则。由于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资本利得的实现金额中既包含历史成本，又含有通货膨胀的因素。若依此金额纳税，必然造成不合理、不公平、不可比。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许多国家在计算资本利得应纳税额时，都设定一个随持有资产时间变化而提高且与同期通货膨胀率相适应的免除率，以便在课税时剔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合理税负。
对于投资所得而言，宜继续保持原有的统一课税法，将股利、利息所得并入总所得中统一纳税，但目前的投资所得课税制度仍需作适当改进：首先，应消除目前课税的不公平现象。我国目前的投资所得课税制度规定，对国有股和法人股不征税，只对公众股的股利所得征税，这显然不符合“同股同利”的原则，即使在对公众股的股利征税时，由于不同企业使用的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不同也使企业竞争不公。因此，对股份制企业所有的股东包括国家股、法人股和个人股一律课征同等税率的股息所得税已成为健全我国证券税制的重点。这既要以体现税务部门代表国家对企业的利息分配进行的管理，防止股份制企业通过少分或不分国家股息而造成国有资产和税源的隐形流失，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也可以更好地贯彻税制的公平原则，有助于通过利益来推动国家尽快形成一个实实在在的法人代表，把国家股东、法人股东、个人股东摆在平等的法人地位，在此基础上促进国有股上市流通。其次，建立起避免重复征税的机制。由于股息红利是股份有限公司的净所得，税后利润在股东之间分配就成为股息。而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将企业获得的股利作为企业所得一并征税，个人所得税法也规定个人取得的股息红利征收个人所得税，使得股东在收到股息时还要缴纳一次所得税，形成了重复征税。对于这一问题，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有扣除制、双率制、抵免制和免除制。笔者认为对于我国来说，比较理想的选择是采用抵免制和扣除制，因为这种制度既能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又能消除重复课税，比较理想的选择是采用抵免制和扣除制，因为这种制度既能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又有消除重复课税。与国际常规做法接轨的免税制虽然可以彻底消除重复课税问题，但会导致国家财政收入流失，这在我国当前财政紧张的形势下不宜采用。另外，考虑到派送红股实际上将部分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股本化，股东能否从派送红股中收益取决于市场走势，而且从目前各国的情况看，为了鼓励再投资，多数国家都对股票股利免缴个人所得税。因此，我们认为，对股票股利应免征所得税。
3.增加对证券转移的课税
对于证券遗赠，可作为一个项目列入遗产与赠与税的课税范畴课征遗产与赠与税。在我国当前未开征遗产与赠与税的情况下，可临时将其作为个人所得税的一个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以达到调节目的。
[参考文献]
[1]严武，李汉国，吴冬梅。证券市场管理国际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
